一些在他们看来不言而喻的东西，例如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可能正是中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
此机构应该拥有三项职权：（1）为保障遵守宪法，它可以审查由议会或公民个人所提交的各机构的行为。此文件不仅确认了诸多个人权利，而且还宣告了国民主权原则和权力分立原则。
参看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2] 1793年春以后，雅各宾派（Jacobins)日渐获得愈来愈多的统治权，其后来所实行的恐怖政策使得这个时期被称为恐怖执政（la Terreur）。从法国宪法实践中来看，法律草案要比法律提案更容易受到重视，特别是由最高行政法院提出咨询性意见之后，其质量也普遍偏高。1940年7月10日，国民大会（Assemblée nationale）即参众两院联席会议（réunion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et du Sénat）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宪法性法律，即1940年7月10日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du 10 juillet 1940）[28]，其内容为：两院联席会议将全部权力授予共和国政府，在贝当元帅的领导和签署下，通过一项或几项法令颁布一部新的法兰西宪法。而由选举产生的宪法委员会成员因在每年议会会期开始时选举产生，其任期最长为１年。
基于此，第三共和宪法的民主根基被侵蚀，亦即意味着第三共和宪法的自我毁灭。这些学说在适当的历史条件下，最终催生出了法国模式的合宪性审查制度，这在本文的后面有更为详细的论述。现行宪法权利体系因契合了改革开放有关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实质内容，而具备了前几部宪法所规定的宪法权利体系不可奢望的实质内涵，并由此成为改革开放的宪法指引与价值来源。
因此，在不同的共同体中，宪法权利体系的内在构造存在着重大差异，由此产生的宪法权利制度模式和规范体系也定然有所分殊，宪法派生权利在各国宪法中的规定明显有别。这一社会契约以宪法的形式，将人权谱系中这些核心、重要、基本的权利分离出来单独列举，并按特定标准予以分类整理，形成有序的实在法人权体系。从人权到宪法权利体系，其中定然有复杂的转换过程，并遵循特定的转换规律。但是，人既然作为一个自在自为的存在，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国家与个体的关系中寻求到终极价值。
遵循这一法则，宪法权利体系可以视为"宪法权利价值体系"、"宪法权利规范体系"、"宪法义务体系"与"宪法权利运行体系"四者的有机构成。彼此缠绕的社会关系必然会呈现出竞争、妥协、合作并存及相互转换的复杂情境，这种高度抽象的竞争—妥协—合作模式也标示了共同体的特定发展状态与人的权利的实现过程，映射了从社会关系抽象出来的宪法权利的现实处境，即各种宪法权利也是以竞争—妥协—合作的模式而呈现。
正是由于方法论的混淆和对于实在法权利来源问题的忽视，引发了诸多对于成文宪法所规定的权利的误解。但倘若不加节制，极易误入歧途。这也是宪法权利规范体系不规定权利冲突解决模式的原因所在。而伴随着到资本主义统治的危机—调整过程，实证主义的权利概念不断得到丰富，除固有的自由权外，社会权进入宪法，集体人权也开始受到关注;晚近以来，实证主义自身局限的暴露，催生了自然法的复兴，为实证主义的权利提供了一个超越实在法的价值标准，实现了社会发展与权利立法的互动，这也成为了现代权利保障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
(三)宪法义务体系 一般认为，宪法义务体系乃是宪法权利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现行宪法文本也将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置于一章。概言之，权利话语已经走得太远，已经将美国人引向更加自私和极端的个人中心主义，社会责任被漠视。诚如上述，宪法权利体系应是一个开放的处于动态稳定中的体系，它为新权利的入宪随时敞开着大门。第三，宪法权利体系理论，尝试着建构普适性与中国特殊性相结合的中国宪法权利理论，并以此指引着中国宪法权利体系的完善。
总而言之，这一法则表明，宪法权利体系是一个具有稳定性和高度整合性的结构，同时也是具有自身调整性的开放体系。美国最高法院一直不承认社会权是宪法权利，但公民在事实上享有这项权利，而且这项权利还受到修正案正当程序的有效保障。
因此，上述研究思路其实局限了关于宪法权利体系的研究视野，并导致研究问题逻辑上的相互纠缠。但其所依赖的却是现实生活中绝对无法再现 的无知之幕，从根本上讲并没有摆脱理论的先验性。
就此而言，宪法权利体系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将那些所谓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权利列举出来形成简单相加的联合关系，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基于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的体系法则，通过这一法则，宪法权利体系的任何一部分均可与其他部分相关联。宪法权利体系提供了一种基于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的体系法则。笔者曾经撰文对此总结道:从权利体系的基础来看，权利体系的基础价值尚待进一步明确，其承载的发现改革难题、辨明改革优劣的参照功能因此有所消损;从权利体系的结构来看，宪法权利体系未能综合协调改革期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导致社会稳定面临诸种挑战;从宪法权利的运行来看，现实权利的制度架构因无明确的价值指引，而有时与文本规定脱节，甚至可能因改革本身的复杂性而损及权利本身，权利的虚置化倾向比较明显，导致改革的成果最终无法与公众分享，人民参与改革动力和热情不断流失;而在当下，改革步入深水区，迈入不进则退的历史关口，宪法权利体系无力束缚不当改革，致使各种公共权力侵权事件层出不穷，权利保护困境同期而至。这一理解，既是一种理论的先验，亦割裂了人权与共同体生活的整体性观念;既无助于体悟宪法作为人权保障之法的真实含蕴，亦无法把握宪法权利现实运行的复杂情境。社会关系的概念既是抽象又是具体的，因而宪法权利既是形而上，又是形而下的。但应注意的是，人是充满个性的存在，事实上，由于不可能完全形成统一的宪法价值观，因而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与宪法规范完全一致只是一种理想，有意或无意违反宪法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宪法实现的这一环节，加强宪法的监督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而从宪法权利体系的结构来看，这一过程乃是通过宪法义务体系的实现来完成的。回溯历史，把脉当下，展望未来，人权需要从西方粉饰的普适真理中抽身而出，以主体姿态重建中国形态。
这也成为现代宪法的困境所在。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第四，宪法权利的运行塑造了宪法权利文化，构成了宪法权利价值体系的现实基础。三、宪法权利体系理论的价值 宪法权利体系理论，是人与共同体的相互依存为立论基础，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逻辑法则，具有以下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宪法义务并不是仅仅作为实现宪法权利的工具，也不是仅仅与宪法权利对应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共同体的存续，是人享有权利的逻辑前提。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对于作为共同体普遍道德的宪法价值与内在义务的确认，才在实证法层面上维系了共同体的存续。[21](P18)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宪法指引改革开放的时代使命必然受到消损，宪法权利体系所担负的权利保障功能也因此减退。
这类观点的理论前提是宪法是规制国家公权力的公法，尚停留在近代宪法政治法的观念上。就权利主体而言，他所负有的不得滥用权利的义务是与他的权利相对应的;就相对方而言，他所负有的义务则是作为对方权利实现的工具存在，并指向共同体的良好秩序。
2．宪法权利体系的目标定位 宪法权利体系的目标定位是建立在宪法权利体系的逻辑起点之上，是对逻辑起点的展开和深化。而对于成文宪法未列举权利而言，宪法权利体系结构的优良与否，决定了它能否依据已列举权利及各自之间的逻辑联系形成有力的基础，从而能够推导出符合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权利。
这种建构方法，被结构主义者批为体系构造的涌现式图式，即一开始不增加什么，就提出整体性来，一个整体并不是诸先决成分的简单总和，他们（指涌现论者）把整体看做先于成分，或者看做是在这些成分发生接触的同时所得到的产物，这样，他们就把自己的任务简单化了，就有把组成规律的本性这种中心问题丢到一边去的危险。从某种意义讲，宪法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宪法义务冲突的。
这需要通过确认特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所引导的价值体系来转化。宪法权利体系理论即是对此作出些许尝试。一方面，它是宪法价值的规范载体，通过与根本法结合，希冀共同体现实生活能够服膺于其所承载的终极价值的规范和指引;另一方面，共同体现实生活多姿多彩，往往会内生内发出一股超越保守的潮流，引领社会前进，宪法权利规范体系需要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其中合理的权利主张，纠其不正，以助其前行。总而言之，实在法层面的宪法权利体系的建构其实就是得到宪法认可的部分基本人权实证化的过程。
宪法权利价值体系、宪法义务体系与宪法权利规范体系的互动，提供了权利达成秩序的可能性。[7]由此可见，那些试图对权利价值进行全面总结的观点实际上都不是普适性的，是一种无视历史背景、无视地域差异的意识反映。
成文宪法所记载的宪法权利规范体系，不仅仅以根本法形式确认和列举了那些对于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宪法权利，其意义更在于它与共同体生活的双向互动。第二，宪法权利体系理论植根于人、共同体与宪法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与互动，从理论上超越了西方自由主义权利理论在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方面的偏差以及由此所致的现代权利困境。
其实，在权利主体不滥用权利的情形下，相对方履行配合义务时，往往会损及自身权利或他人权利，由此引发权利冲突。参见秦奥蕾:《基本权利体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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